林祺先生系列采访二：化被动为主动 - 企业风险管理的实现路径

　　编者按：

　　在全球进入不确定性高企和存量博弈的时代，企业可以做的是主动管理自身风险、控制风险偏好。在具体风险管理做法上，我们再次采访了风险管理专家林祺先生，听林先生继续阐述面向博弈的风险管理理念和五角星风险管理框架，以为企业提供更多风险管理的思想和工具。

　　记者问：林先生，您刚才已经提到面向博弈的理念，那您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您的理论呢？

　　林祺答：好的。五角星风险管理框架一句话可以概括：以决策层为核心并面向博弈的风险管理体系。一个中心：就是决策层；一个理念：就是面向博弈。这里的决策层是指能决定公司高管人选、决定公司财务政策、决定各项制度的人或群体。

　　面向博弈的风险管理理念则是将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为两点：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股东资本价值最大化。对优先生存这一点，大家都理解，但问题是企业经营中经常忘记。需要解释的是股东资本价值最大化。这是指股东投入资本以持有公司股权，而股东资本价值最大化就是让股东持有的股本增值和获取利润的能力最大化。

　　在具体做法上，五角星风险管理体系将具体风险管理工作分成五个模块，分别是：信息、财务、管理、战略和人员。其中，信息是风险管理工作具体开展的基础。有的理论认为企业在开展风险管理前应当确认自己的风险偏好。但我认为这其实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企业应该先了解自身能力和经营环境。只有在充分了自己和外部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适合企业的风险偏好。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的收集、整理和整合的过程。

　　所以，企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分析自己的财务报告和生产经营报告，总结自己维持生存的资本和业务下限。然后做好企业所在行业的分析报告，分析宏观环境和产业趋势。最后再结合内部与外部分析，确定企业的风险偏好。

　　记者问：为什么五角星理论要把风险管理分为五个模块？每个模块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林祺答：您这个问题很好。五角星理论确实包含五个模块，但还有一个中心。这个“以决策层为中心”是最重要的。而这五个模块并非指企业的部门，而是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五项具体工作。以信息模块为例，信息并非指企业的IT部门，而是指企业内外部的信息管理。我们假设:一个企业没有IT部门，所有办公仍然采用纸质方式，那这家企业就不需要管理信息了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企业更需要管理好信息。

　　比如信息这个风险管理的基础：企业内部有关业务的信息一般掌握在业务部门手中，但是有关业务利润、成本的信息却集中在财务部门。风险管理就是要整合这些信息供决策层参考，还要通过这些信息识别风险、提出方案。而整合内部信息的过程又涉及协调多个部门，这就牵扯到了管理模块，企业要制定相关制度和流程确保信息收集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现代风险管理理论认为管理信息风险的第一步是确保原始信息的真实性，所谓Trash in，Trash out，就是指如果原始信息不真实，那信息处理过程再科学，得到的结论也是没有价值的。而具体经手信息工作的人员需要具备相应知识技能和风险意识，这又牵扯到人员模块。所以以决策层为中心并分五个模块，就是需要决策层居中统筹这些工作。

　　具体来说，信息模块是利用信息进行风险管理，并管理企业信息方面的风险。这是推动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决策层作出决策的依据是信息。所以让决策层通过掌握真实内外部信息，是决策层在做决策时能考虑风险的基础。现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强调的合规管理，其中的重点就是信息管理。比如，汇丰银行在受到19亿美元罚款后，把原来由4个人审查可疑交易的工作，扩充到430人完成，这就是对内部信息处理过程进行了改革优化，加强了反洗钱信息的处理能力。

　　信息模块除了内部信息，还包括外部信息。包括市场环境、政策趋向等等。外部信息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比如教培行业受打击后，大量外企都增设了政策研究岗位，以控制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

　　财务模块是直接体现和管理企业健康程度的模块。五角星框架吸收借鉴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资产管理的理念和工具，并加入了、控制股权融资内容。财务既是控制企业风险的手段，也是风险管理的对象。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暴露管理是其中最基础的管理方法。

　　第三，管理模块是推动其他模块的手段，也是风险管理的对象。企业管理过程本身存在风险，比如对具体工作和事项失控，这需要运用内部控制。而管理本身也能促进风险管理，比如良好的审批流程、有效的决策机制和高效的IT系统。管理模块具象体现在各种制度流程当中。

　　第四，战略模块是企业发展的目标即符合公司风险偏好，又控制这战略目标及其实现过程中的风险。即管理战略目标本身的风险、战略实现过程中的风险，最有效的手段是战略目标中就包含风险管理的目标。

　　第五，人员模块。人员同样既是风险管理的手段，也是风险管理的对象。刚才提到汇丰银行因为合规人员不足，间接导致其受到19亿美元的罚款，这就是人力资源的风险。而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和人力资源，又是管理风险的手段和基础。

　　记者问：五角星体系的简要实施步骤是什么呢？

　　林祺答：刚才提到了，五角星体系的理念是以决策层为中心并且面向博弈。所以，第一步理所当然的是树立博弈理念、形成共识。

　　博弈理念就是：

　　第一，生存是企业的第一要务；

　　第二，在不影响生存的基础上，公司应当努利为股东带来最大资本收益。

　　您可能认为“生存是第一需求”是不言自明的。但实际在企业经营当中，不论企业员工还是股东，都不一定能将企业生存作为第一准则，而是将短期利益视为最大目标。明确博弈理念就是在公司内形成共识，这种共识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第一步。

　　面向博弈的风险管理，第二步就是由决策层明确公司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是一种比较虚的东西，但它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公司想收购一家公司，但是自有资金不够，那是否会贷款去收购这家公司？如果无法从银行贷款，那是否会进行短期民间借贷？公司的选择就是风险偏好的体现。不同的风险偏好对应不同的收益，公司要在承受的风险不提升的前提下，追求股东资本收益最大化。

　　而且，风险偏好不论对个人还是公司，都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市场的变化，人与公司的风险偏好都会改变。定期回顾风险偏好，能让企业更好顺应经济环境。

　　在做法上，明确风险偏好包括公司通过问卷、调查书等方式确认公司可以承担的风险、绝对不容忍的风险、预期收益与风险控制原则，最终要形成公司自己的风险偏好声明。风险偏好声明应当明确在公司章程或基本制度中。

　　记者问：您的理论在实践中最大的难点在哪？

　　林祺答：首先，最大的难点是决策层精力不够。事实上，企业决策层的精力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风险管理的特点在于其非常抽象晦涩，需要决策层花大量时间理解消化风险管理的一些重要概念。另外就是需要决策层花费大量时间了解风险相关信息。

　　第二大难点就是风险相关概念的抽象性了。很多人对“风险”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准确。比如：很多企业管理者把风险管理等同于零风险。但实际上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承认收益与风险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只要收益而不要风险。追求零风险的结果就是一段时间内公司海清河宴，但是暗潮涌动。时间长了，公司内部风险会集中总爆发。

　　第三就是应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储备。“未知的不确定性”是指哪些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发生概率多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本次新冠疫情就是典型的未知的不确定性。应对未知的不确定性，主要靠公司资本、信息系统、人员和供应链的冗余。比如，很多公司在IT系统方面都有灾难备份，这就是一种应对未知不确定的储备。这种储备要占用一定成本，决策层要理性认识冗余成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记者问：您的理论是怎么产生的呢？

　　林祺答：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我少年时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有亲属受影响很大，后来大学专业是经济，期间又经历了次贷危机。这让我对应对环境风险整体有一种敏感性。

　　我在很早时就接触到了《孙子兵法》和《论持久战》，大概是高中时期。这两本书 - 尤其是《孙子兵法》 - 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持续性的习惯用博弈的思想看问题。这二者其实有很多斗争思想是一致的，比如都强调保持主动，至少保持局部的主动性；也都强调短期的博弈要放到长期的环境中去看。

　　后来在工作中，我经历了多家公司因发生风险而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因为现金流彻底断裂濒临破产。而且这些公司都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非常完善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所以，我认为现在从内部控制和管理出发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企业如何生存的问题。企业生存最终还是要从企业核心能力和核心资源出发，让自己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当然，我并不是说现有主流的风险管理理论没有用。事实上，现有风险理论在确保公司达到战略目标上很有价值。

　　记者问：您觉得为什么2500年前《孙子兵法》能够指引风险管理工作呢？

　　林祺答：战争和商业行为有一个本质的相同点：都是一个组织花费大量资源去持续的进行可能损失全部资源的对抗和博弈。而《孙子兵法》讲的就是如何保持资源、运用资源。《孙子兵法》开篇讲了“五事七计”，就是要求战前评估自身和环境。而商业行为，比如开展新项目、制定新目标，也必须要评估自身和环境。其中，“七计”是评估投入资源的七个侧面，分别是：主孰有道（是否上下一心）、将孰有能、天地孰得（外部环境是否有利）、法令孰行（内部制度是否严格落实）、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利益分配）。

　　再比如，《孙子兵法》从来不强调以弱胜强，而是强调“以强胜弱”，即使整体出于弱势，也要在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积累局部优势为全局优势。

　　因此从博弈角度看，《孙子兵法》提供了一种统筹模型，这种模型长期适用。在面对市场竞争上，孙子强调“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先让自己生存并形成谁都击败不了的局部优势，等待对手犯错误后，就可以趁机夺取对手的资源。

　　记者问：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很成熟了，您为什么要从《孙子兵法》中寻求思想呢？

　　林祺答：第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孙子兵法》提供了一种长期适用的博弈和运筹模型。

　　其次，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和体系并不解决风险管理的本质问题：企业做决策的原则是什么？现代风险管理理论认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如果当下资本市场的偏好是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该怎么办？公司是否要承担额外风险去迎合资本市场？公司遭遇新冠这种突发环境变化怎么办？是否要全线保守收缩？

　　《孙子兵法》可以从博弈本身给出答案。

　　并且《孙子兵法》是唯物主义的书，从不认可巧妙计谋、战斗意志能起到以弱胜强的作用。而我国创业者，普遍有一种“人定胜天、艰苦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在经济增长期固然能够促进公司快速发展，但带来一种隐患：就是认为靠能力能够抵御高风险偏好而承担的风险。

　　记者问：《孙子兵法》只提供博弈思想，哪您的五角星理论是怎么提出的呢？

　　林祺答：确实，《孙子兵法》仅提供一种运筹和博弈的模型，但并不提供具体的工具。所以，五角星理论中五个模块是吸收借鉴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和框架的基础上，又融合《孙子兵法》的博弈思想而形成的。

　　五角星体系孙子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企业管理特征进行了具象化，并作出了一定调整。比如，《孙子兵法》中提到的“道”，是指“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原意是国君与国民都有斗争意愿和动力。但在现代企业中，这个“道”是指企业股东、决策层、员工有共同的利益、使命和愿景，并且这些利益、使命和愿景是符合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因此，为达到“道”的目的就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经营战略和人力资源政策，这就是五角星体系的由来。

　　记者问：在您此前的工作经历中，您的理论收获什么样的效果？

　　林祺答：在之前的一家公司，我入职后做的第一项比较大的工作就是拟定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在拟定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要建立公司的风险偏好。并向公司建议了必须回避的风险和经营方向。必须回避的风险包括：包括产品合规风险、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经营方向就是回归资管本源。在风险偏好中也明确了预期收益的来源：股权投资、FOF投资。针对FOF投资和股权投资，在后期摸索实践中也建立了相应更具体的风险偏好：FOF投资只选择成熟、稳健的管理人，尽管这种管理人的业绩分成收益会更低。而股权投资则专注于医疗、高端设备与科技板块，因为当时公司的风险偏好是选择较高的退出比例，并不追求过高投资收益。

　　公司在这个风险偏好下，规避了当时利润还比较高的房地产非标项目，也放弃了一部分通道业务。尽管公司短期内放弃了一定利益，但幸亏公司决策层有良好的战略定力，这使公司在市场化投资项目上，没有发生大的风险。

　　而在投资方面，公司用两年时间建立了成熟、有竞争力的FOF投资团队和股权投资团队。在股权投资中，公司没有盲目跟风热点，规避了一系列风险。

　　记者问：您提到规避了一系列比较著名的风险项目，您能举例说明么？

　　林祺答：我原来的公司避免了投资京东金融。京东金融在2018年时被市场热捧，估值也很高，有的机构需要动用关系才能投进去。但我当时主张否决这个项目，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已经不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了。

　　首先，早在2017年左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策趋势就已经形成了，后期的《资管新规》出台，仅是这个政策的延续。而京东金融本身的业务模式是通过发放bai条贷款形成债权资产，再把债权资产打包形成abs卖给金融机构，同时承诺对优先级进行差额补足。然后再用卖ABS回款继续发放bai条贷款，持续滚动。这种模式让京东金融成了事实上发放贷款的银行，但却不需要接受银行业的相应监管。这在当时严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是监管机构不可接受的。

　　另外，京东金融经营金融业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获得银行、保险等相应金融牌照，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监管机构对其风险管理和经营能力持保留态度。

　　第三就是估值问题，当时京东金融尚未盈利，但估值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这并不符合我们当时的风险偏好。

　　最后，京东金融的贷款利息比较高，京东bai条的利息是以服务费的形式体现的。而综合计算，京东bai条的利息接20%，已经是高利贷了。高利贷在我国社会观念中，是一种极其落后剥削的生意。就连《红楼梦》都批判了王熙凤放“印子钱”行为。更何况京东金融是鼓励和诱惑年轻人借贷消费，这是在倡导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并不符合我国主流价值取向。

　　所以，从“道天地将法”中“道”这个层面讲，京东金融包括其他以消费信贷为主的互联网金融业务都具有很高的社会道德风险。

　　综合上述原因，我们当时并没有跟风投资京东金融，避免了后续到期不能退出的风险。

　　记者问：您刚才提到了资产管理本源，请问您是为什么认为一定要回归资管本源呢？

　　林祺答：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一点：行政监管对金融机构能起到重大影响，可以稍微夸张一点的说：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判断金融监管态度的变化，就是金融机构了解“天”这个要素的必修课。

　　我国金融监管的态度确实有过变化。比如2011-2012年阶段，一定程度上金融监管是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尤其鼓励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但后来金融创新演变成了监管套利，通道业务、影子银行等不良情况频发发生。所以，金融监管的态度在2015年就发生了转向。从鼓励创新到加强监管。而这个转化过程其实是肉眼可见的，监管机构会先分别发布一系列文件来加强监管，然后财经领导小组和金稳委成立，接下来是几部委联合发布《资管新规》。事实上，我国政策具备很强的延续性。往往一些列政策最终能追述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在这个过程中，通道业务因为可以催化和促进银行体系的风险，是第一个被打击的。而《资管新规》后，司法实践也认为通道业务中的免责条款存在效力瑕疵。这导致通道业务对于资管机构的收益和风险发生了不匹配。也就是及承担了管理人事实上的法律责任，却只赚到了通道的钱。

　　经过向公司阐明前述观点，公司最终也放弃了通道业务，着力建设资产管理能力。

　　编后：

　　风险管理是一种体系化的组织管理思想和统筹模型，需要决策层倾注大量精力，需要企业各部门协调配合。企业开始进行风险管理，意味着企业进入了迭代升级，从被动承受市场变化升级为主动影响和引导市场。